商业化语境下，《我的姐姐》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书写

原标题：商业化语境下，《我的姐姐》完成了一次女性的自我书写

作者：椰子树

“结局是这样，电影的意义是什么？”

“主题先行的宣泄之作。”

“关于女性的议题，在艰难中层层展开，现实照应进电影又折回现实，真的不容易。”

《我的姐姐》在上映之后，口碑呈两极化分布。

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女性题材电影，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充满争议。站在电影本身，它希望吸引观众，站在女性电影的角度，它又需要毁灭快感。这是它与生俱来的困境。

在这样的困境之上，创作者需要在时刻警惕的情况下，完成一次叙述，这件事在任何时候都很艰难。

那么，《我的姐姐》讲的究竟是不是一个好故事，影片的最终意义是呈现还是指导，这类女性电影能否依赖于商业化的语境从而更好地发出更大的声音？这些，是数娱今天试图探讨的议题。

 这是不是一个好故事

先说结论：《我的姐姐》算得上是一个好故事。

首先需要提到的是，这部电影的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，都是女性，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它会是一部女性特质极其浓厚的电影，也只有这样一群女性创作者，才能够如此细致、尖锐地刨析出赤裸的现实，在知悉这个前提之后，再去分析电影的创作和表达，会更有方向性。

《我的姐姐》中描述的故事其实并不复杂：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里，姐姐安然的出生让父母一直希望再生一个儿子，甚至逼迫安然装瘸来获得二胎许可。但直到安然上大学后国家开放二胎，父母才背着安然生下了弟弟。而后为了让安然能够离家近、早点赚钱，父母把她的高考志愿从北京的医药专业改成了省内的护理专业，从那时开始安然与家里的关系僵化。

正当她工作两年后准备脱产学习去北京上研究生时，父母发生车祸双亡，只留下了素未谋面的弟弟，这个时候所有人都觉得她应该背负起照顾弟弟的责任。

影片的明线故事是姐姐安然一边准备着去北京上研究生，一边帮弟弟找领养家庭。暗线故事则是安然所需要面对的伦理困境和个人困境。

那么这个故事好在哪儿？

编剧在接受采访时说，“我从哪里来”是她关注家庭议题的核心。影片中对于安然诸多切面的描绘，也是在告诉观众，她从哪里来。或许是因为这样的创作源头，从而在根本上避免了安然成为“樊胜美式”的人物。

观众所了解到的樊胜美，深受原生家庭的侵害，并且可能终身都摆脱不了。但观众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办法改变，也不知道她曾经面临过什么样的选择。相比于樊胜美这种“结果型人物”而言，安然的形象是更扎实、立体的。影片通过她生活中所面临的各种情况，对她进行了平缓而细腻的刨析，同时这场刨析下暗含着许多矛盾。

例如你可以看到，所有亲戚都觉得她应该带着弟弟生活。但下一秒，舅舅会为了保护她，冲上来跟人拼命，姑妈会为了她和陌生人在医院门口手脚并用地吵起来。她生活中是有温暖的，但同时她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具体的，很矛盾，也很现实。

影片还用了许多的手持镜头来拍摄，轻微的手持摇晃，正是真实又不受控制的现实体现。

有些评论说，剧情都是意料之内，什么地方即将煽情了，什么地方该哭了，似乎被电影的这种套路安排的明明白白。

但是，这正是因为电影中写的那些经历是基于受众常识而构建起来的，没有人能说这种意料之内是好还是不好。

除了对外部环境的刻画极其细腻之外，《我的姐姐》中的角色人设，也非常饱满落地。

首先是“姐姐”这个形象，电影里有两个，一个是安然，一个是安然的姑妈。两代姐姐，两种价值观，但又有共通之处，相互对照。

姑妈当年把读书的资格让给了安然的爸爸，后来想去俄罗斯做生意，又因为安然出生了需要人带，于是只能折返。她看似习惯了家里的市井生活，其实内心是不甘的，但她这辈子只能这样了。直到安然的抗争，唤醒了封存已久的另一个姑妈。

有一场戏，两个人坐在一起吃西瓜，安然吃中间最甜的部分，姑妈吃剩下的。这是电影中难得的一场两人共处在一个平衡的画面里，有分享内心和故事的意味。

姑妈回忆起了那些往事，“我是姐姐，从生下来那天就是，一直都是”。但她觉得安然有理由不和她一样，“套娃也不一定要一直套在一起”，她默许了安然放下弟弟去追求自己的人生。那场戏的能量是巨大的，两个代际的女性，一个说，一个听，互相都懂了。

另一个形象是“弟弟”，电影里也有两个，一个是安然的弟弟，一个是安然的舅舅。

他们同样都是被宠爱的弟弟，不可否认，他们是父权社会下的既得利益者，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其实也是无形中的“受害者”。

这里要结合着影片整体来说，首先《我的姐姐》不是一部通过强调性别上的二元对立来达到女性表达的电影，这也是说它好的原因之一。

《我的姐姐》原名叫“踢皮球”，寓意着安然的弟弟就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。片中有段情节是舅舅要收养弟弟，除了一些善意的原因之外，其实也是希望老了之后能有个儿子可以送终。

亲戚们看起来都一边倒的为了家里的这根“苗”而不同意将弟弟送养，但其实没几个人真的在意弟弟的死活。

而舅舅，从小到大是个被宠坏了的大小孩。这让他没有能力担责，成了父权社会下“靠不住”的那类男人。本着“传宗接代”的使命，他有了女儿，且深爱着女儿。

这份即使不靠谱但情真意切的爱对安然来说却是奢侈的。有一场戏是安然对舅舅说，“有时候真希望你就是我的爸爸”，但吊儿郎当的舅舅第一次露出了“不好意思”的神态，他知道自己没那个能力。

舅舅是不被女儿所接纳的。他渴望这份亲情，但与生俱来的既得利益者身份让他学不会承担对女儿的责任，因此至今孤身一人，似乎也挺开心。但这种开心，不是真的幸福，他其实也没法从这种困境中逃走。

在数娱看来，这几个人物的刻画，是整个故事的灵魂。

这种细腻和真实让《我的姐姐》变得珍贵，就像一把观点尖锐的刀子放进了丰沛的情感中，暗潮汹涌。

 结局是不是烂尾了？

目前《我的姐姐》的电影结局是备受争议的。

数娱可以理解许多女性观众在安然身上理想化的投射，她们愤懑电影这种看似“不痛不痒”且没有解决问题的呈现，她们感到失望，觉得没有看见“令人满意”的电影结局。

但一部女性题材电影，需要怎样才能“令人满意”？

《我的姐姐》将个人困境与伦理困境的探讨作为主线，涵盖了重男轻女、二胎、原生家庭、现代女性等诸多议题，  但它不提供这些问题的标准答案。

在导演殷若昕的概念里，她拍这部电影最本原的动力是在于她有一种作为女性的使命感。因为这种使命感，她不想拍出一个完全的乌托邦，亦不想教唆性别对立，她只是极力地呈现真实。

又有声音说了，“《我的姐姐》的结局和前面的表达是割裂的”，这个说法其实不准确。

女性电影需要把太多矛盾的东西放进来呈现给大家看，这是很危险的。

从结局来说，安然牵着弟弟跑出领养人的家庭，跑到了一个明亮的草地，安然第一次在剧里穿了裙子，两个人踢皮球，最后抱在一起，切姐姐痛哭的特写。这是一个虚幻又真实的结局。

安然的内心，两个人物的关系，和前面的每一块都能对上。即使得到了姑妈的支持，即使领养家庭很好，即使她已经卖了房准备飞往北京，但这一刻，家庭羁绊与个人追求，伦理困境与个人困境，仍旧没有得到解决。

形成割裂感的原因在于，电影从得到姑妈支持那场戏开始，再一直往后的情节引导都是安然会放弃弟弟，只身一人去北京，但最后的结局似乎是安然没有去北京，这就显得有些割裂。且，在后半段的引导中，观众渴望“理想结局”的心情已经远远大过了对安然本身、或者说这件事本身的关注。因此这件事即使艰难，但如果安然没有办法做出这个“现代女性”的决定，这部电影则“毫无意义”。

这样的评价是失之偏颇的。

戴锦华在谈到女性电影时说到，当我们承认人类似乎在进步，但性别平等却并没有真正实现的时候，怎么在沾了铜臭味的电影工业当中完成女性叙述？一个最不可深究的东西是情节，一个最不可确认的东西是叙事逻辑，或者说支撑叙事逻辑的现实幻觉是最不可追问的，一旦追问影片就坍塌了。情节是什么？情节是因果链条。支撑因果链条，使因果链条成为可信的是什么？是常识系统。支撑常识系统的是什么？是主流意识形态。

因此，一部女性电影不可能拥有一个让观众都接受的、天衣无缝的情节。  电影站在困境和矛盾的沟壑之上，完成了某种女性自我的叙述与书写。且不论是否完美，都已经相当不容易。

就像编剧游晓颖说的那样，这“不是要指导任何人的生活”。  “姐姐”最后应该如何选择，是属于每个个体的事。

结局就是每个人看到的那样。

 女性题材电影获得主流认可了？

女性题材电影，从最初的极小众，走到了今天将近5亿的商业票房。并且，还有更多这类题材正在涌现。

如果说纯粹的女性主义电影，并不被市场所接受，现在似乎有一种类型杂糅的女性题材电影正在出现。

以前的《嘉年华》、《相爱相亲》都是关注女性困境的好作品，但它们没有被更广阔的受众所看见，声音势必微弱。但《我的姐姐》将青春、家庭伦理等诸多元素囊括进了这个题材，用了拥有一定主流认知度的实力演员，遂将女性困境推到了更广阔的受众面前，这是商业化语境带来的优势。

另一面，正如批判《我的姐姐》的那批受众说的，“浮于表面而又缺乏真诚”是在更多的这类电影涌现之前需要警惕的。

诸多女性题材与现实主义的紧密结合，意味着这个空间是很广大的。找准共情，认真关注女性困境，未来或许中小体量的女性题材电影，成为黑马的可能性依然很大。即将上映的《世间有她》，以及未来更多此类电影的出现，或许可以验证这一点。

总之，可喜的是，中国电影在喜剧、主旋律等题材类型泛滥同质之后，开始涌现女性题材等创作新方向，展现了更多的可能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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